半岛真人最近，揭秘网络诈骗全产业链内幕的犯罪电影《孤注一掷》热映，“跑分车队”“水房洗钱”引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——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（下称“帮信罪”）。

　　近年来，帮信罪案件数量持续大幅增长，已跃居各类刑事案件第3位，做好此类案件治理的呼声日益增长。8月25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帮信罪司法治理的调研报告，提出明确、细化宽严相济适用依据半岛真人，切实做好反向行刑衔接，对于情节较轻的涉“两卡”行为人，可依照行政法律处罚。

　　近年来，在纵深发展的网络社会中半岛真人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，电信网络犯罪活动分工日益细化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　　帮信罪是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罪名，于同年11月1日开始施行，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，或者提供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。

　　“帮信罪的设立是大势所趋半岛真人。”广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文彬此前接受采访时介绍。

　　此外，帮信罪案件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。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—2021年全国各级法院新收帮信罪案件共计7.2万件，尤其是2020年呈现激增走势，2020年案件同比增长34倍，2021年同比再增17倍，5年来涉及被告人共计14.37万人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最高法刑三庭组织调研组，针对“帮信罪司法治理”专题，通过书面调研、多省实地调研、多次与最高检、公安部研究、交流工作，形成调研报告。

　　报告指出，帮信罪呈现“三低”“两化”等特点：帮信罪案件类型以“两卡”（手机卡、银行卡）案件为主，占比近八成，多为向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、套现、取现工具。

　　其次，被告人低龄化、低学历、低收入特征明显，初犯人员占比较高，有的电诈犯罪组织已经将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作为重点发展对象。

　　帮信罪犯罪链条化、层级化明显，黑灰产业链日渐成熟，涉“两卡”帮信罪已经形成“卡农—卡商—卡头”的层级模式。

　　随着帮信罪案件逐渐冒头，加强司法治理迫在眉睫。最高法刑三庭在调研中发现，治理还存在一些亟须关注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困难。

　　例如，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高发多发、链条复杂、涉及面广、查证难度大，客观上导致案件数量大幅上升。涉“两卡”犯罪门槛低，大量人员被引诱实施犯罪。

　　帮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，也一直备受关注半岛真人。报告提及，如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和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，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，特殊群体的刑事政策掌握，行刑衔接的规则等尚待进一步厘清。

　　报告指出，法院在延伸司法职能推进社会治理不充分。相关司法建议的针对性、实效性欠缺，存在“一发了之”的情况，宣传教育限于传统形式，未充分发挥职业禁止和禁止令参与帮信罪社会治理的作用。

　　最高法刑三庭认为，要加强与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和相关部门协调，推动帮信罪治理理念、治理标准的协同，积极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和轻罪治理的挑战。

　　这方面工作广东早有部署。去年1月半岛真人，广东省法院、省检察院、省公安厅共同发布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的工作指引》，强调公检法办案机关加强协作配合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，最大力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，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。

　　“最高法的调研报告总结了帮信罪案件的新情况，对诉源治理意义重大。”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燕玲说，报告提出明确、细化宽严相济适用依据，实现“三个效果”的有机统一，切实做好反向行刑衔接。王燕玲进一步解释，反向行刑衔接即是不构成刑事犯罪，但构成行政违法的，予以行政处罚。“这符合当前对网络犯罪全链条治理的趋势，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。”王燕玲说。

　　报告指出，对于情节较轻的涉“两卡”行为人，自愿认罪认罚，出售、出租本人账户、支付账户数量较少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少，或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，或配合追赃挽损所起作用较大的，可依照行政法律处罚。

　　对于社会最为关注的认定标准问题上，报告明确，在避免片面认定、推定“明知”方面，要既考虑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对象、次数、类型、行为方式、犯罪工具、非法获利等情况，同时考虑行为人的其他情形；在认定构成“情节严重”方面，则要注重全链条体系把握、多因素综合考量，避免仅依据涉案“两卡”数量或账户、支付账户的流水金额去认定。南方日报记者杜玮淦